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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t官网下载(www.payusdt.vip):沐雨栉风,弦歌不辍:读胡先骕致陶孟和信

admin2021-10-1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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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2019年国庆前进京做事,恰逢书友聚会,我也叨陪末座。席间有位神交已久的资深珍藏家,专程带给我看的一通胡先骕信札,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堪称是此次北京之行的一大收获。信的全文仅八十二字,敬录如下——

孟和吾兄惠鉴:

接奉洪芬兄转来十月廿四日手教,敬悉一切。所有各物已遵命悉数赠与燕大,惟每种留三分,日后容寄。奉司徒先生嘱为致谢。垫款尚未收到,后再行奉闻。

专此敬颂

新禧

弟先骕拜启 一月五日

首度公然的胡先骕致陶孟和信

胡先骕在信中说,接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做事长孙洪芬转来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社会所”)所长陶孟和10月24号的信件,领会了情形。所有物品已根据陶的指示,送给燕京大学,每种留了三份,等以后再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嘱咐转达谢谢。但还没有收到垫付的钱款。这封信写于1月5日,用的是静生生物观察所的信笺。

静生生物观察所(简称静生所),确立于1928年,由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胡先骕联手确立,以中国早期教育家范源廉(静生)的名字命名。办公地址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后迁至文津街3号。静生所是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1928年静生所确立合影。前排左起:何琦、秉志、胡先骕、寿振黄;后排左起:沈嘉瑞、冯澄如、唐进。


文津街3号的静生生物观察所大楼(今已不存)

探讨

通读之后,随即发生了不少疑问:陶孟和送给燕京大学的是什么器械?为什么要假手胡先骕?胡先骕讨要的又是什么钱款?以胡先骕的事情效率,为什么迟至1月初才回复陶孟和十月下旬的来信?这封信写于哪年?

从所用信纸和提及燕京大学司徒先生来看,写信的时间应不早于1928年(静生所确立),不晚于1946年(司徒雷登从燕大去职)。除此之外,单就内容自己,生怕难以回覆上述疑问。返沪后我再次查阅资料,期望能发现陶孟和的回信或相关信息。果真,在北京图书馆出书社出书的《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一书与江西教育出书社出书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一书中,均收录有另一封胡先骕写给陶孟和的信,一样的字迹、一样的信纸。其字迹结体疏朗、行草流通,通篇誊写工致、章法齐匀,全文如下——

孟和吾兄惠鉴:

远离逾年,敬维公私多吉为颂,为念。叶公超君北来,藉悉台从已回阳朔,贵所事业举行想能如旧,至念。夏间此间曾一度大规模检查,全市土崩瓦解。前贵所存在敝所之刊物稿件,尤以剪报质料不无犯彼隐讳之处。弟为敝所平安计,已悉数装箱寄存德华银行,计存至年底之存储费及汽车费搬运费等件,共五百九十五元七角三分,此款尚希想法汇寄。(有收条等,容后补寄。)再年关转瞬即至,以后对于此项刊物及质料若何解决,尚乞昭示,在需要时,剪报及其他质料是否可以焚弃?最好能办一谈判,将此项刊物等寄存协和医校,将不至有失,亦不需用度也。

专此伫候回示(信请慎密语言,并由基金会香港做事处转为要。)并颂

秋安

弟先骕拜启  九月十六日

胡先骕致陶孟和信(《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101页,北京图书馆出书社,2003年) 

胡先骕在信中写道,划分一年(多),甚是想念。叶公超来北方,从他那儿得知陶孟和已经回到阳朔,想必社会所的事情能照常举行。今年炎天这里遭遇大规模的检查,整个北平风声很紧。之前社会所存在我们生物所里的刊物稿件,尤其是那些剪报质料有些犯忌。从我们所的平安思量,已将这些质料所有装箱寄存到德华银行,存放到年底的存储用度以及货运用度,共计五百九十五元七角三分,这笔款子希望想法支付。(打了收条,未来补寄。)年底就在眼前,对这些刊物和质料,设计若那边理?还请昭示。不得已时,能否焚毁?最好能与协和医学院协商,将这类刊物寄存在他们那里,这样保险些,也不需要用度。请回信指示。(注重语言用语要小心,并务必从中基会香港做事处转信。)

通读之后,顿觉豁然爽朗,显然胡先骕的这两封信说的是统一件事,即辅助陶孟和处置社会所的资料。胡先骕先询问陶孟和的意见(9月16日信),后告诉陶孟和处置的效果(1月5日信)。那么,这两封信到底写于哪年呢?在9月16日信里,隐藏着多条名贵的线索。

“远离逾年”,说明这是胡先骕与陶孟和重新联系上的第一封信,也是第一条时间线索。上世纪二十年月末,随着科研事情的深入,职员增多,静生所、社会所都遇到了事情场所不够使用的问题。于是中基会决议在文津街3号新建一幢三层办公楼,供二所使用。1931年春大楼建成,社会所一直在那儿事情到1935年底,才全体迁至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是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当不早于1936年。

“叶公超君北来”,是第二条时间线索。叶公超(1904—1981),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北京大学英文系、西南联大外文系,后从政。据《叶公超大事年表(1924—1961)》(黄淑熏:《叶公超与剧变时期的中美关系(1949—1961)》,2013,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自1928年静生所确立到1946年司徒雷登离任北大时代,他的北上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29年,从上海中国公学西洋文学系北上,任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第二次是1938年夏,叶公超从昆明西南联大进京,安放家族,并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北大“留平教授”周作人南下未果。第三次是1940年从昆明经香港北上至上海,珍爱叔父叶恭绰所藏国宝“毛公鼎”。

“藉悉台从已回阳朔”,则是第三条时间线索。“卢沟桥事情发作后,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向后方撤离以避战乱,那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受命于1937年8月尾从南京向湖南长沙迁徙,随后于12月再迁至广西桂林、阳朔,至1938年12月,又迁往云南昆明。”“1937年10月已经在长沙加入社会科学所的罗尔纲,因是广西贵县人,即被陶孟和派回桂林寻址,在黄旭初的推荐下选址阳朔县,入住那时最大的修建中山纪念堂为所办公地。”(王砚峰:《抗战发作初期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网)由此可知,社会所在阳朔的时间是1937年12月到1938年12月之间。

“夏间此间曾一度大规模检查,全市土崩瓦解。”这是第四条时间线索,指的是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被日军彻查一事。该馆位于石驸马大街45号,藏书数十万卷册,距最早的静生所、胡先骕寓所仅一箭之遥,1937年10月被日军侵占。“为强化奴化教育,1938年5月28日,学校确立图书审查委员会,特聘日本特务米谷荣一为审查长对学校图书举行检查。自1938年6月8日至10月26日对校内所有图书经由逐一检查,以为可供阅览的中外文书籍为9500余册,特藏书籍为6600余册,被检出有疑问的书籍达150089册、杂志7327册、装订报纸298本。其中被检查出2673册涉及抗日内容的书籍均被日伪 *** 封存。隶属学校的课本也未能免难,凡不相符‘中日共荣亲善’原则,含有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和爱国、自强、奋斗等内容的课文及词语一律被删除或撕毁。”(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富损失》, *** 党史出书社,328页)

综合以上线索,胡先骕9月16日所写 “远离逾年”的信,可以确定写于1938年。据此,零星的历史碎片也终于拼接成一桩完整的历史事宜。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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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起,陶孟和主掌的社会观察所与胡先骕主掌的静生生物观察所一同在文津街3号新大楼中办公。1935年12月,陶孟和率部迁往南京,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但照样在北平留下了不少社会研究资料,委托静生所代为保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情”发作,8月社会所从南京再度南迁,先到湖南,后去广西。此前中基会静生所委员会也曾思量转移静生所。但由于动植物标本迁徙难题,加之静生所使用的是美国退回的“庚款基金”,与国民 *** 无关,中基会最终决议静生所留守北平,借助司徒雷登和胡先骕的声望维持事情。

1938年夏,同在石驸马大街上的北师大图书馆遭遇日寇“大规模检查”,全市“土崩瓦解”。见此情形,胡先骕将社会所留存的资料放置至德华银行保留,并垫付了用度。德华银行属德国外洋银行系统,1889年确立于上海,为德国资源在华流动的中央机构,其北京分行位于东交民巷东段的路北。安放之后,胡先骕于1938年9月16日写信给远在广西阳朔的陶孟和,询问这批资料的处置意见,同时建议可免费存放于协和医校。协和医校即著名的协和医学院,1917年9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确立,被以为是那时最平安的场所。协和医学院与中国科学界有着优越的互助关系,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即是在那里举行研究和保留的。在信的末尾,胡先骕还专程嘱咐陶孟和,回信要通过中基会香港做事处转寄,并郑重语言,以防日军审查信件。

北平舆图,标注处划分为石驸马大街静生所、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文津街静生所、协和医校、德华银行。

陶孟和接信后,于1938年10月24日回信,决议将社会所资料赠予给司徒雷登主掌的燕京大学。回信简直通过中基会做事长孙洪芬转寄,战时邮路不畅,加之从阳朔寄香港,转北平,故而在路上颇费时间,推测于1938年底前后送达胡先骕手上。

那么1月5日的去信,即写于1939年。胡先骕将处置效果告诉陶孟和,陶是否有回复则不得而知。1939年4月至初夏,胡先骕曾在昆明黑龙潭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筹款,其时陶孟和的社会所分设于昆明青云街、黑龙潭和落索坡,二所相距不远。今虽无文字资料可供佐证,但两人很有可能在昆明见过面。

胡先骕两次向陶孟和追讨垫付钱款的行为,也颇具玩味。静生所与社会所的支出,很洪水平上依赖于中基会的资助。1934年5月因中基会做事长任鸿隽拟削减社会所的经费,同时又提高静生所经费,令陶孟和以为厚此薄彼而大为不满,最后照样胡适出头疏通,平息此事。

1934-1937年中基会对社会所的年度津贴金额仍为八万元,1938年起降为六万元,图为1935年中基会致社会所翰札,通告昔时的津贴费预算金额(原件由笔者珍藏)

几年之后当社会所远在广西,未便处置寄存的刊物稿件时,胡先骕起劲给予配合,只是“亲兄弟明算账”。由于这笔近六百元的垫资金额着实不低:胡先骕专程赴昆明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筹款,重庆教育部津贴的开办费仅五千元;调整之后,1938年社会所一整年的津贴经费也只有六万元。那么这些“犯彼隐讳”的剪报刊物的价值、体量和意义不言而喻。

1940年秋,胡先骕赴江西泰和出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随着时势的不停恶化,他对北镇静生所的境遇担忧不已。“在同人,则十余年耗尽精血所搜集研究之质料,将沦于对手,宁能以数字估量其损失?每一念及,血为之沸。弟壮年期最佳之十年已贡诸静生......”(胡先骕致任鸿隽函,1941年9月9日。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299页)“‘东亚文化协会’闻十二月又未来平开会,恐将吸收燕大与协和,北平图书馆与静生能否独全,亦不能知。”(胡先骕致任鸿隽函,1941年12月11日;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311页)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宜突然发作,日美开战,日军立刻强占觊觎已久的静生所、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机构,并“借助静生所的房舍、标本、图书和仪器,从事生物武器的研制”,“日军撤离前,对静生所设施肆意损坏,损失惨重”,“其中一批最为珍贵的图书竟被偷运回国,途中船沉而佚”(胡宗刚:《静生生物观察所史稿》,188页-190页)。日军战败前执行了“玉碎”作战设计,销毁所内书册。“若干器物、文件,于八月中旬在房顶焚烧三昼夜,火光烛天,远近震惊。多年之辛勤付诸流水,抚今思昔,能不悲痛。”(寿振黄致孙洪芬信。转引自胡宗刚:《静生生物观察所史稿》,187页)胡先骕最忧郁的事情,照样发生了……

万幸的是,在华北事态不容乐观之际,胡先骕极富远见识在庐山设立了分所(即厥后的庐山森林植物园)、在昆明确立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之后又在泰和确立了中正大学静生所做事处。1941年12月,胡先骕用如椽巨笔写就檄文——《静生生物观察所汇报》英文复刊序言。笔者试译其部门内容:

抗日战争四年半的时间里,(北平)静生生物观察所不惧日本 *** 的施压、袭扰和敌视,在这座铁蹄下的都会里英勇地苦战。

我们在名贵的动植物珍藏方面多年的心血以及珍贵的图书馆,被无情地掠夺。

但我们仍保持着无畏的精神。我们新的系列研究汇报,向众人宣告,只管在北平三军尽没,我们仍然继续研究出书,并将加倍起劲。

信心是胜利的条件。我们有信心。

陶孟和向导的社会所,在抗战的艰辛岁月中同样弦歌不辍,“除了原有的研究项目,又重点研究战时经济,1939年至1946年间,集中观察研究工厂的迁徙情形,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书对陷落区的经济观察讲述及陷落区经济概览,专题研究战时物价更改情形,使用国际通用的科学方式盘算抗战损失等。当抗战竣事后,1946年,陶孟和担任了 *** 行政院抗战损失赔偿观察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中唯逐一位学者。”(王砚峰:《陶孟和先生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守护》,《群言》2016年12期)

让胡先骕与陶孟和颇为劳神放置的这批社会所研究资料,在转赠给燕京大学之后,其最终运气若何?是否也遭受了与静生所资料相同的浩劫?至今仍然成谜。

回首

1949年底,中国科学院确立,院部所在地即为文津街3号的静生所大楼。经济学家巫宝三曾撰长文回忆:“而被任命为副院长陶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所所长的办公室,旧地新任,陶先生固然会百感交集。”

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齐集影,前排右一胡先骕,二排左六陶孟和。

陶孟和曾是《新青年》杂志的焦点成员与主要撰稿人,他的《人类文化之起源》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1917年头的同期杂志上,胡先骕应该很早就读过他的文章。他俩也是中国科学社的早期成员,现在找到最早的晤面纪录是1931年春一同出席了中国科学社北平社友会的迎春大会,但笔者以为他们的结识时间当更早。历史兜兜转转,陶孟和仍回到文津街兼任社会所所长,静生所则迁出与其他单元合并。

1950年胡先骕曾揭晓《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一文,先容各科事情者的成就和研究历程,对陶孟和的评价是:“与胡适同为新文化运动健将。……孟和学术精湛,头脑前进,文笔条畅。著有《孟和文存》,对于新文化运动,有甚大之影响。……社会研究所在孟和向导之下,研究局限之广,孝顺之大为天下之冠。”

胡先骕与陶孟和的通讯,这是现在仅见的两通,但后人照样可以从中洞见前贤为保留我国科学事业火种的良苦专心。世间一切壮举总是默默完成的,世间一切智者总是深谋远虑的。

余音

2019年是胡先骕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编撰多年的《胡先骕全集》也即将问世,藏友们为全集提供了一些散佚在民间的资料供使用,大多系首次宣布,好比这枚回流自日本的铜制“静生生物观察所印”。印信是静生所的象征,必有专门严酷的保管制度,绝不会容易地被抛弃。太平洋战争突然发作的当日,“12月8日,日军篠田军队封锁了静生所,所中员工皆被驱逐,所有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概未救出。”(胡宗刚:《静生生物观察所史稿》,128页)现在未见到关于这枚印章的任何资料纪录,那么“勇敢假设”一下其流散时间与缘故原由,是否就丢失于静生所被占时代?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静生所的成就与职位毋庸赘述。云云珍贵的文物,能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重新泛起,诚为大幸也!

静生生物观察所印,印章一角缺损

注:陶孟和主管的社会所曾多次更名。

1926年7月1日社会观察部确立。

1919年6月29日改为社会观察所。

1934年7月1日再改为社会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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